西岳史风||石晓军：我所知道的恩师胡锡年老师

我所知道的恩師胡錫年先生

石曉軍

（※本文系作者為胡錫年教授舊譯《日本近代史》（正中書局1947年）再版而寫的序言之一節）

胡錫年先生（1913-1996）生前是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曾任中國日本史學會首屆常務理事兼中日關係史分會會長、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首屆常務理事兼秘書長、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等學術兼職。胡先生作為中國中日關係史以及日本史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和領軍人物，也是中國的大學研究機構最早招收中日關係史專業研究生的兩大導師之一。我自1978年2月作為恢復高考以後的首屆學生進入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開始，本科四年、碩士研究生三年、繼而在歷史系執教六年，在我離開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之前，前後十幾年間跟隨胡先生學習與研究，尤其是從1982年初開始跟隨先生攻讀碩士學位以後更是耳提面命，深受恩澤，當時每週數次在胡先生的書房面聆教誨的場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跟隨胡先生的十餘年，是我的人生尤其是學術研究生涯裡最重要的時期之一，奠定了我之後進一步深造以及研究的堅實基礎，我也因之對胡先生的人生以及學問有了相當的瞭解。胡先生平素為人低調，其生平事蹟很少為人所知。作為胡先生的學生，我想借此機會稍微多說幾句，向讀者介紹一下我所知道的胡錫年教授。

胡錫年先生

胡錫年先生又名胡雪岩，作為浦漾胡氏長房的長男，1913年5月1日出生於浙江省海鹽縣通元鎮東南的浦漾村胡家場的胡氏老宅榆蔭堂。虛歲八歲時因父親去世，家道中落，便被在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著名商號“許泰隆”擔任經理的叔父胡繼瑗先生接到了海寧硤石生活讀書，並因此與“許泰隆”的許舜華（1912-2006）、許國璋（1915-1994）姐弟結緣。在海寧期間胡先生先後就讀于海寧第三小學、海寧諸橋蠶科職業學校，1929年又考入浙江著名的私立高中嘉興秀州中學。從小學到中學，胡先生深知學習機會來之不易，發奮讀書，在秀州中學期間，不僅國文和英文始終保持全優，並積極在校刊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同時還開始跟隨來自韓國的兩位同班同學自修朝語和日語，為其後走上學術研究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秀州中學畢業後遂以優異成績考入了浙江大學外文系。1933年胡錫年先生進入浙江大學時，恰逢當時胡喬木先生（1912-1992）也離開清華大學來到浙大外文系插班學習，並在外文系組織閱讀馬列原著等讀書會，胡錫年先生因為積極參與相關活動，1935年暑假與胡喬木等十幾個進步同學一起，被當時對學生社團實施高壓政策的浙江大學當局除名。在這種情況下，胡錫年先生遂在暑假期間悄悄去上海報考了其他大學，在開學之前先後收到了清華大學外文系、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等四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最後在得到叔父的理解和資助下，胡先生于1935年秋天北上進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學習。次年，胡先生自幼的朋友許國璋先生也考入了清華外文系。清華大學外文系讀書期間，胡先生除了與許國璋先生一樣繼續深入研習英語及英美文學之外，還針對時局的變化，為正確認識瞭解日本，開始大力加強日語學習，並且開始嘗試翻譯日文論著。其後1943年由世界書局出版的日本著名學者長澤規矩也的名著《中國學術文藝史講話》就是胡先生在清華讀書期間完成的譯著之一。與此同時胡先生對日本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本書〈譯序〉可知，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胡先生不僅閱讀了大量日本史的日文原著，而且開始著手多方收集資料，計畫“自立一個系統，寫成五十萬字左右的日本通史”，為此“頗費一點功夫做劄記，編綱要”。由此可知，胡先生對於日本史的研究當始於清華大學外文系時期。七七事變以後清華大學南遷，胡先生大學時代的最後一年是在昆明度過的。1938年10月西南聯大畢業以後，胡先生從26歲到32歲之間數年間輾轉于昆明、上海、重慶等地，活躍於新聞傳媒界。先在昆明的今日評論社、朝報館擔任編輯，1940年初進入上海的《中美日報》擔任翻譯的同時，與許國璋先生的姐姐許舜華女士喜結連理。在這一期間胡先生還曾兼任過一段蘇聯塔斯社的英文翻譯，1942年至1945年期間胡先生到重慶任中央通訊社的記者，並同時兼任美國新聞處的翻譯工作。繁忙的採訪、編輯等記者生涯之余，胡先生一直堅持對日本史的研究，讀者手頭這本《日本近代史》實際上就是完成于在重慶時期。抗日戰爭勝利以後，1945年秋胡先生獲得了去英國深造的機會，赴倫敦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攻讀國際關係史以及外交史，一起學習的同學中還包括後來成為復旦大學教授的田汝康先生（1916-2006）等人。經過兩年系統學習之後，1947年9月至1949年12月之間，胡先生再度成為中央通訊社倫敦分社的記者。在這一期間，胡先生作為一名國際新聞記者，敏銳地運用所學到的國際關係史的理論來觀察分析活生生的國際政治現實，又根據實際的國際政治關係來反思國際關係史以及外交史的理論以及研究方法。從而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強化了對於國際關係史的理解，為其後系統從事中日關係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1938年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畢業到1949年之間，除了其間有兩年時間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讀研究生以外，有九年時間胡先生一直作為編輯或新聞記者活躍于新聞傳媒界，曾經歷過國共重慶談判，採訪過來華訪問的尼赫魯等重要政治人物，在倫敦任記者期間更是親歷了第十四屆倫敦奧運會以及四十年代晚期一系列重大國際政治經濟變動，以至於坊間有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據說有人在文章中提到胡錫年先生是中國唯一採訪過1919年巴黎和會的中國記者。曾有不少人就此事求證於我，我想借此機會在此一併作答：巴黎和會時胡先生只有六歲，這種說法自然是誤傳。我估計其原因很可能是有人把胡錫年先生與《大公報》的創辦人兼總編輯胡政之先生（1889-1949）弄混了，四川成都人胡政之先生1919年曾作為唯一的中國記者採訪過巴黎和會。兩人都姓胡，又都曾經做過記者，以至於造成混淆。

1981年初，石曉軍老師與胡錫年先生于陝西師大圖書館前合影。

新中國建國以後，1950年初37歲的胡先生攜妻及子女乘船從倫敦出發，經由香港抵達天津港，然後從天津回到了北京。回國以後先是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接受了一年的理論學習，1951年9月出任蘭州大學英文系副教授，1953年1月調入位於西安的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歷任副教授、教授，其後直至去世為止一直在陝西師範大學從事日本史、中日關係史研究與教學。直至1984年12月在日本講學期間突發腦溢血病倒，才退出了教學研究第一線，1996年9月16日病逝于西安，享年84歲。由上觀之，除了求學階段之外，胡先生一生大致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為界，之前的約十年間主要作為記者，主業是新聞傳媒，歷史研究只是副業；而其後的四十多年則作為大學的史學教授全力從事日本史和中日關係史的研究教學工作。青年時代的記者經歷使得胡先生在史學研究上對問題的觀察及分析十分敏銳。二十世紀中後期，中國的日本史研究和中日關係史研究領域，無論在研究方法還是基礎資料研究方面都普遍落後于日本史學界，在這種情況下，胡先生卻圍繞古代中世紀的中日關係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先後在中外相關學術刊物上發表了《隋唐時代中日關係中的二三事》，《古代日本對中國的文化影響》、《唐代的日本留學生》、《中日兩國在歷史上相互瞭解程度的比較》、《Recent Chinese Scholarship on Japan》等一系列重要論文，對於諸如古代日本對中國是否也存在文化影響的問題、日本遣唐留學僧的人數何以多於留學生人數等歷來被學術界忽視的問題進行了別開生面的研究，糾正了不少舊說。這些可以說代表了當時中國史學界的日本史研究最高水準的論著，受到了包括日本學術界在內的中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其不少精闢的見解和結論至今仍為學界沿用。
此外，胡先生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開始投身于日本史研究領域以來，就一直痛感中國的日本史研究的落後，整體水準與日本史學界完全不在一個起跑線上，在學術上無法形成平等的對話關係。因此胡先生意識到必須從基礎做起，當務之急是必須首先將日本有代表性的論著翻譯介紹給國人。這本《日本近代史》就是這一想法最初的實踐之一，是書1947年由正中書局出版以後，對促進中國人的日本認識以及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其後，五十年代到陝西師大歷史系任教以後，胡先生又翻譯了日本東亞同文會編著的《對華回憶錄》，1959年由商務印書館以“內部讀物”的形式出版的這部厚達五百多頁的著作，為近代中日關係史以及中國近代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進入六十年代以後，胡先生的研究重點轉入近代以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史領域，為了給中國學術界提供一本能代表日本最高水準的通史性著作，遂又着手翻譯日本著名史學家木宮泰彥的巨著《日中文化交流史》。木宮泰彥此書集日本史學界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之大成，被視為這一領域的必讀文獻。胡先生在翻譯時還針對原著中的一些問題，將自己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及心得以“譯注”的形式加入全書中，做了許多勘誤考辨工作。原定六十年代末出版的這部凝聚著胡先生巨大心血的譯著，因文革十年浩劫，導致稿件部分遺失。最終這部長達七十多萬字的著作直到1980年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出版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部空前完備的重要參考書，受到了學術界的一致推崇，極大地推動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國內中日關係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上述一系列論著和譯著使胡先生享譽學界，被視為中國的日本史研究尤其是中日關係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學術帶頭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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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石晓军

责任编辑/傅亭瑄

审核/尤雅琪